编者按：提到上海的改革开放创新，浦东是一个始终高亮的关键词。近30 年来，伴随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它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浦东新区成立至今，始终肩负着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每一次突破都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留下深深足迹。那么，这些年来浦东的开发开放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对于今天的深化改革，浦东之路又能为我们贡献哪些经验和启示？请看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之路。本文根据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大型口述历史项目“浦东开发开放”编写整理。

　　浦东位于黄浦江和长江入海口的交汇处，面积约552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陆地面积的十分之一。近100年前，当孙中山面对这片当年的荒土时曾感慨地说道：“如果浦东发展到浦西的水平，那中国就不得了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上海一直是中国城市的骄傲和“钱袋子”。但是只出不进的日子终于让上海扛不住了。20世纪80年代初，《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一文，一语道破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滞后的窘境：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

　　沙麟（时任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之所以提出要开发开放浦东，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存在着发展滞后的困境，使上海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曾独领几十年的地位趋于下降，亟待新的发展空间来引领上海改造振兴。当时担任上海市委的陈国栋为了实现上海的全新发展，组织了“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他尖锐发问：“上海是要振兴还是沉沦？”改造振兴上海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正迅速高涨。那么，上海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在哪里，增长点在哪里？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市委、市政府将浦东开发列入议事日程。由此，对改造振兴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研究一步步由浅入深地向前推开去。

　　最初，开发浦东是作为上海市政府的战略设想提出的。1986年前后，上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上海总体规划方案》，国务院在批复中正式明确了开发浦东。1988年4月，当选上海市市长后，继续筹划开发开放浦东。5月，上海组织召开了有100多位国内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

　　正当对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时，1989年的那场风波又意外地把浦东开发开放的时间表往前“推”了一把。当时，中国在国际上遭到西方制裁，在国内则面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的重大挑战。面对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巨大困惑和国内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种种诘难，站了出来。

　　矗立在浦东陆家嘴的大幅宣传墙。上面是当年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寄语：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1989年的那场风波后，中国要打破孤立局面，向世界宣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打浦东开发的牌最合适。就像同志所讲的那样，上海要做点事情，向世界表明我国改革开放是放不是收，浦东开发开放就是抓住了这件事情。

　　1990年1月，来上海过春节。他在仔细听取了市委和老同志的意见后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动作，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回到北京后，他在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又语重心长地说道：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

　　4月18日，总理在上海宣布，“中央、国务院决定，要加快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就此，浦东开发开放的帷幕正式拉开。6月2日，在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中委〔1990〕100号）中随附了上海市的请示报告，里面提出：对于浦东开发的目标定位是“按照浦东开发的总体规划设想，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浦东新区建设成具有合理的发展布局结构，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便捷的通讯信息系统，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现代化新区”。报告里还提出了“三步走”的设想：“八五”期间是开发起步阶段，“九五”期间是重点开发阶段，200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是全面建设阶段，使浦东成为21世纪上海现代化的象征，成为适应国际性城市及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区。

　　对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的设想在继续丰富。1991年2月15日，大年初一，在上海市党政领导团拜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说：“你们要抓住20世纪最后的机遇，抓住本世纪的尾巴，加快发展。”三天后，查看了浦东新区的地图和模型后再次发表讲话，他说，开发浦东，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还提到，广东的开发是对香港的，福建厦门特区的开发是对的，但是“上海的开发可以面向全世界”。这表明，中央已经从更高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战略高度认识浦东的开发开放问题，也表明浦东开发的意义已经跳出了仅仅为振兴发展上海的地域定位。1992年10月，中央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新飞跃”。至此，开发浦东上升为国家战略。

　　对于跳出上海，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浦东，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定位？对此有个绝妙的归纳：浦东不叫特区，而叫新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

　　黄奇帆（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的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在浦东开发一启动时就给浦东五大政策，同时还把开发区的十大政策和特区的九大政策一股脑儿给了上海，这个气魄大。因此，对于浦东新区而言，开发区、特区的十条、九条我都有，特区没有的五条我还有，这就是“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浦东不叫特区而叫新区，意思也就是从这里来的。浦东新区独有的五大政策，一是允许外国企业开办百货商店、超市等第三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这可是一项突破性很大的政策；二是外资可以开办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三是允许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为浦东开发自行审批发行人民币股票和B种股票；四是在浦东新区外高桥设立了中国开放度最大的保税区，也就是自由贸易区；五是扩大上海市有关浦东新区项目审批的权限，特别是在投资项目审批上，浦东审批权是两亿美元以下。当时的情况是3000万美元以上项目要报国家计委、经贸委审批，两亿美元以上报国务院审批。

　　当年，外高桥保税区为上海在WTO框架下以货物贸易为主体的自贸区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础。

　　1990年给浦东的五大特殊政策中最突出的是外高桥保税区。当时，同志把外高桥保税区翻译为Free Trade Zone，而没有直译为Free Duty Zone。他说，我们对内中文名字叫保税区，对外英文名字就叫自由贸易区。当时，保税区里面涵盖的政策就是按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区来设定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给浦东的五项独有政策，是各国在WTO里约定必须开放的服务贸易条款。浦东先于全国5～10年打了前站，可以说为中国进入WTO进行了先行探索并取得了经验。

　　时至今日，自由贸易区时代已经到来。中央提出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013年，习同志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强调，要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大创新驱动力度上来，不断为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运营。通过设立国内首个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上海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2014年5月，习同志在上海考察时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块大试验田，要播下良种，精心耕作……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在上海自贸区的带动和引领下，中国的自贸区加速扩容，由1个推广到4个，接着又到11个。自贸区这项继往开来创新事物的出现，昭示着浦东、上海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又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局面。

　　“看一百年的中国去上海”。2015年9月23日，国家主席习在访问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参观林肯中学时对课堂上的学生们如是说。春去秋来间，上海已走过漫漫百年长路。潮起潮落中，日新月异的上海向世人展示了因改革开放而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浦东则是其中一颗当之无愧的璀璨明珠。对浦东规划的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规划要做到既要坚持理念，也要结合实际，长期深入研究是科学规划的基础。

　　李佳能（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1987年，成立了浦东开发研究六人咨询小组，汪道涵同志做顾问，市规划局局长张绍樑同志任组长，我以规划院代表的身份参加，此外还有搞金融、外贸、土地、综合计划等专业的同志。所以，浦东的城市规划是方方面面集体创作的结晶，是政府、学者、城市规划师乃至公众共同参与完成的。

　　城市规划涉及产业结构演变、人口增长、市域扩大、土地利用和开发、交通及市政建设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只有抓住新区的规划，才能抓住浦东开发与建设的“牛鼻子”，实施有条不紊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创造渐入佳境的开发氛围和投资环境。

　　开发建设浦东，不是为了复制或改造一个旧城区，而是要把浦东新区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布局合理、环境宜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我们就提出发挥规划在新区城市管理中的“龙头”作用，立足“国际级”和“现代化”两个基本面，以一流的规划设计水平、一流的规划管理体系、一流的规划运行机制，描绘浦东新区城市发展的蓝图。

　　既然是编制新区规划，就要解放思想，跳出框框，有新做法、新气象，在“新”字上做文章，以新思路、新理念把编制新区规划的构思推向新高度、新起点。

　　城市的发展都有延续性。浦东不是一张白纸，既有钢铁、石油、纺织、化工企业，也有住宅基地和基础设施。因此，如何新旧兼顾，同时又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创意，使之和开发目标充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成为我们在浦东总体规划方案设计中遇到的一大难题。为此，我们对浦东地理地貌的现状和既有发展状态、道路网络、水系分布、建筑群现状等做了透彻的分析研究，取其长而避其短。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浦东现状做开发设计，把共约350平方公里的地域按照四大开发区、五个综合分区布局提出方案，最后又博采众长发展成为1990年见报的综合方案。

　　那时候，参与浦东开发的上上下下都富有朝气，敢于梦想，善于面朝世界“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这股敢想敢闯、开放大气的精气神也直观地凝聚、体现在浦东的城市规划中。

　　浦东最初三年定的城市大规划很有灵气，与浦东开发开放至今的实际效果是符合的。例如陆家嘴，当时有五个方案供我们参考，分别来自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法国的设计公司。五个方案风格各异，但楼高都只有四五十层。我们就想怎么能对五个方案来个取长补短。当时考虑，陆家嘴地区在上海外滩的对面，黄浦江在此转了一个弯，形成了易经八卦中的太极格局，与外滩金融中心一凸一凹、一高一低，可谓珠联璧合；此外仅仅搞一些四五十层的楼房还不够，还应该学芝加哥、纽约，搞几栋100层的楼。我们当时拿了三根筷子，研究了三栋高楼布局后，跟着就做模型，这就是现在的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上海中心。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世纪公园）也是浦东的地标建筑之一，是构成浦东新区良好自然环境的重点项目。它处于上海市最繁华的内环线区域里，是上海大都市核心圈的唯一一块大面积绿地。中央公园的西北面为行政文化中心及办公、商务、住宅综合区，东面为别墅区，东南面为博览区。公园占地1.2平方公里，里面建设了大面积的草坪，花木成片，树林成荫，湖面宽阔，自然环境理想，使上海市区的生态环境改善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李佳能：在浦东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集中了国内外的智慧。在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出于考虑，城市规划设计通常被认为是保密的，向全世界征求方案，在当时是触动了“红线”。陆家嘴就是率先打破惯例，搞国际方案招标，其规划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世纪大道的设计构思就更大胆了，当我们发现陆家嘴中心地区配置400万平方米以上建筑量以后，意识到交通流量必然大增。这块“盲肠形”的地块仅靠浦东大道、浦东南路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冒了出来：新辟一条“对角线式”的大道，把金融、商业、贸易、行政文化四个规划中的区域连接起来，两侧高楼耸立如美国曼哈顿，道路像法国的香舍丽榭大道。并且与浦西的东西向轴线通过隧道串通成一线，造成更为恢宏的气势。

　　在“老浦东”赵启正看来，“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是指要经常思考预定的开发目标中，浦东在上海应处于什么位置，上海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由此，浦东的规划要达到足够高的国际水平。

　　赵启正（时任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任）：浦东的建筑群都是世界大师们竞相献艺的杰作，留下了我们与世界联系的记忆：东方明珠电视塔是上海设计师的作品，金茂大厦是美国SOM公司的设计大师参考了中国26座宝塔创作的，浦东国际机场和东方艺术中心则是由法国著名设计师安德鲁设计，曾获2008年世界最佳高层建筑荣誉的环球金融中心是由日本投资、美国建筑师设计、上海建筑集团承建，上海科技馆由华裔美国人设计，国际会展中心则是德国人按中方提出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理念完成的杰作……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来到浦东时曾由衷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大赛。”

　　2016年，位于陆家嘴的又一个浦东新地标——上海中心大厦落成，楼高632米，是当今世界第二高大楼，体量相当于一个“站着的外滩”。上海中心大厦以其“总部之楼”“创新之楼”的功能定位，吸引了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入驻。而浦东陆家嘴，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新地标，矗立着世界最密集的摩天楼群，不断刷新着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高度，释放着改革开放的中国之光。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起步之时，提出了“三个先行”策略，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

　　1991年春节，同志听取浦东开发情况时，同志汇报说，我们浦东开发的战略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这16个字。小平同志听后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从上海做起。

　　围绕三个先行策略，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的重点是三个功能区建设，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后来加上张江高科技园区，就成为四个功能区。

　　沙麟：四个开发区的功能定位很明确：一个搞金融，一个搞出口加工，一个搞自由贸易，一个搞高科技产业。陆家嘴地区规划为金融区很好理解，因为与陆家嘴一江之隔的外滩原先就是金融集中地，所以，在陆家嘴发展金融就与老市区联成一体，组成一个金融、信息中心。金融上去了，整个城市就活了，资金也有了，这是浦东新区开发建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金桥出口加工区则是当时中国唯一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开发区。当时的现实是：我们出口的产品比较粗糙，且以纺织、轻工产品和土特产为主，产品结构差，附加值低。为此同志提出：浦东要发展现代化、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市场量广、原材料能耗少、出口创汇能力强的工业。由此，汽车产业就成了金桥出口加工区的支柱产业，并且很快升级换代，成为高端产业链的一部分，参加国际产业链的构成。到了1995年、1996年的时候，外资企业都搞起来了，且都是外向型企业，不仅产品主要出口，而且也改变了我们的产业结构。从而使上海在先进制造业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换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陆家嘴最强的是它的金融高端机构迅速集聚的功能。今天放眼而去，成片的银行、金融楼宇汇集在小陆家嘴（指陆家嘴首期开发的1.7平方公里金融贸易中心区）内。东方路沿线曾经的省部委楼形成了陆家嘴的商贸和休闲板块，花木板块分布着行政大楼、文化中心大厦。形成这样的功能分明的格局并非一帆风顺，是浦东的创业者们经历了无数次打拼而成的。

　　王安德（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政策研究室主任、上海市陆家嘴开发公司（集团公司）总经理、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我当时担任陆家嘴开发公司首任总经理，那些情景历历在目。一是把金融“领头羊”引进陆家嘴。1990年9月，我被任命为陆家嘴开发公司总经理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是我们争取落户于此的第一家金融机构。我们经过反复比较后，将人行上海分行的选址上定在浦东大道、浦东南路交叉路口上。我当时去找央行的领导，邀请他们来浦东。对方说：“可以考虑，不过你们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优惠和支持呢？”当时陆家嘴公司的开办费是3000万元人民币，我们就将这点仅有的本钱砸了下去。注册资金一到，我们立马买了3万平米的动迁房用于人行上海分行的原址动迁，然后还补贴了一半地价给它，用于新址盖楼，就这样将对方“请”进了陆家嘴。开始下面员工都对我有意见。我就做工作，说：“我们搞金融贸易区，银行不过来，这个金融贸易区不是空的吗？海内外都在盯着看你开发是真是假，银行看谁？看领头羊央行。人行上海分行过来了，金融机构才算启动了。请你们相信，补贴下去收到的效益肯定会超过你的补贴价值。”1995年6月28日，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浦东新址开业典礼上，赵启正副市长代表浦东向人行上海分行赠送了一只可爱的小白羊，小羊的脖子上挂着一块金牌，上面写着“金融领头羊”。到场的人纷纷称赞浦东人的高明和精明。

　　外高桥保税区成立时，全国已有十余个保税区。时至今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经济成就已经相当于另外16个的总和。

　　黄奇帆：浦东开发开放有许多了不起的成果，外高桥保税区就是其中之一。2010年的外高桥，10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年产生了1万亿人民币的贸易额，其中进出口贸易额是1000亿美元，形成的税收是1000亿人民币，占整个6000多平方公里的“大上海”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和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而在全国17个保税区中，外高桥保税区相当于另外16个保税区的贸易量总和和税收总和。

　　1990年4月18日，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后一旦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么样？”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杨昌基（时任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当时浦东新区的定位不是特区，特区的政策可以参照，可是操作起来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开发新区要法律先行。我们对外承诺：1990年9月1日要制定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因此这也是浦东开发开放之初打的第一场硬仗。

　　周汉民（时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律系主任）：1990年7月初，上海市市长率中国市长代表团出访美国，我也随同出访。在纽约的一个座谈会上，有美国记者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十项优惠政策如果登在报纸上，不过巴掌大的篇幅，凭这个何以推进浦东开发开放？没有法制保障，外国的企业怎么敢到中国来。对此，同志明确回答：我们一定会立法，用法律框架来保障浦东开发和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的利益。7月下旬回到上海，他就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必须立法。并且，为了让海外的投资者第一时间掌握法律的要义和精髓，还要求立法正式颁布时，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文字，这一做法称得上前无古人。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后，至同年9月10日，上海市公布了中央给予的十条优惠政策细节和上海市配套出台的十项操作细则。

　　王安德：后来上海出台的法规、行政规章，就是以的十条政策加上四条原则为基础的。上海市相关法规开始编制的第一步，是先要形成地方政策框架的结构思路。当时浦东政策研究当中遇到的主要有四方面19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方面有关浦东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原则性和框架性问题；第二方面是浦东投资政策和各专业行政配套政策问题；第三方面涉及规划和开发战略；第四方面是政策研究和立法本身的策略、程序。1990年8月8日，我们形成了政策编制的汇总第三稿并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市长专题会议审定。1990年9月10日，上海市政府召开浦东新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九项政策法规，另有一个支持国内企业投资浦东的政策也同时生效实施。

　　硬件、软件的配套完善是确保开发区充分发挥示范、带动、辐射的功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事实证明，浦东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硬件）和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软件）愈来愈吸引前来投资的人们，并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

　　赵启正：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强调法规和规划先行考虑到了不要换一届领导班子就随意改动已经确认的规划这一点。以陆家嘴规划为例，我们坚持要去上海市汇报。尽管这一做法并非必须，但经过的认可，就要严肃对待不能轻易改动了。日本森大楼集团总裁森稔先生在浦东开建的第一个大厦叫森茂大厦，他当时说：“你们在这里规划了绿地，所以我就在这投资，因为与绿地为邻的房子价值高，你们说到做到了。”基辛格博士曾对我说：“你们最宝贵的不是那些高楼大厦和高科技工厂，而是可信任的国际公共关系，如果你们说了而没有做到，最初的投资者就会破产。他们一开始就相信你们，很有胆量！”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是全国基层法院第一个知识产权审判庭，这项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体现了中国政府尊重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时代中，这个团队精心审理了一个个经典案件，见证了震动海内外法律界的知识产权立体保护模式——“浦东模式”的诞生。

　　徐亚丽（时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自1993年起，北京、福建、广东、上海等地的高、中级人民法院相继成立了知识产权庭，但是，还没有一家基层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庭。我院党组经调研后认为，浦东法院虽是基层法院，但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入，知识产权案件必将逐年增长，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业务庭，有利于优化浦东的投资环境，也有利于向社会展示浦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水平。1994年6月，经上海市批准，全国基层法院首家知识产权审判庭在浦东成立。我们团队上下都在暗暗鼓劲：一定要将每个案件都办成精品，办出影响力，要让外商知道来中国浦东投资是放心的。

　　1995年3月3日，正值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关键时刻，一起在浙江省义乌小商品市场查获的假冒“飞鹰”刀片事件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我庭受理的关于“飞鹰”刀片的三起连环案上：上海吉列有限公司系原上海刀片厂与美国吉列公司合资的中美合资企业，其生产的“飞鹰”牌刀片是原上海刀片厂的知名产品，但是“飞鹰”注册商标和外包装却屡遭假冒、仿造。原上海海兴工贸负责人徐某，非法组织生产假冒的“飞鹰”牌74型双面刀片，并由个体户陈某进行销售。案件查获后，徐某被公诉机关以假冒商标罪提起刑事诉讼，而陈某因不服浦东新区工商局的没收罚款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外，吉列公司对仿冒“飞鹰”牌刀片外包装的上海华兴刀片厂也提起了不正当竞争诉讼。

　　媒体的聚焦指向一处：知识产权在浦东能否得到保护？我们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联手刑庭、行政庭一起审理这三起连环案，最后分别做出裁决：以假冒商标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维持浦东新区工商局对陈某的处罚决定；同时，由生产假冒“飞鹰”刀片的上海华兴刀片厂与吉列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华兴厂赔礼道歉并赔偿吉列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案件结束后，上海吉列有限公司总经理、美籍华人欧阳长健说，此案受到了美国界的关注，《纽约时报》在显著版面对案件进行了重点报道。

　　案件审结一年后，外国企业在浦东的投资额超过了160亿美元，60余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和集团落户浦东，外资银行在浦东开业达24家。

　　“飞鹰”刀片案审理成功后，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此为契机，将浦东新区的知识产权审理向前推进更上一个台阶，于是有了“浦东模式”出台。

　　从该案审判过程中我们想到：为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办案质量，能不能推出一种民事、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审理模式呢？这一探索终于有了结果。1996年，经上海市高院授权，我院正式建立了“知产案件立体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庭按照我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统一审理辖区范围内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模式一经推出，震动了国内外，能够对知识产权提供如此全方位立体式的保护，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家。此后，我们庭又接连审结了“凤凰”“万宝路”“阿迪达斯”“耐克”等多起涉及国际国内著名品牌侵权的知识产权案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浦东知识产权局等单位组织的一次大型问卷调查中，当问及“遇到知识产权被侵权后，你的企业会寻求行政保护还是司法保护或是其他方式”时，浦东有82.7%的企业首选司法保护。

　　1990年5月，在首次浦东开发开放新闻发布会上，英国路透社的一位记者向上海市市长尖锐发问：我个人认为中国在退步，浦东的开发开放能行吗？十多年后，当这位路透社的记者再次站在浦东时，他被浦东的现实震撼了。他在自己的通讯中发出惊叹：上海——让世界羡慕不已的城市！仅仅十多年，浦东就走过了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新兴工业化国家30多年的历程。

　　赵启正：1990年，我们宣布浦东开发开放，西方有些媒体说这不是一个实际行动，只是一句口号。当时这类论调相当广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造访上海后也说浦东开发是“波将金村”（国际大骗局的代名词——编者）。1993年，一位美国记者问我：“浦东开发需要50年吧？”我说，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很快我们就会把一个繁荣和廉洁的浦东呈现给世界。浦东开发进行到2007年年末，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此时浦东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1990年整个上海市经济规模的1.7倍。到2009年，折减去通货膨胀因素，浦东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1990年整个上海市的2倍，而这只用了不到20年。

　　以往人们在研究中国开发区的时候往往关注的是开发区建设的“硬成果”星空体育在线登录，也就是那些能用数字描述的成就，例如GDP，而一般并不太注意总结开发过程中的“软成果”。而在“老浦东”们看来，“软成果”也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忽略的核心要素。

　　如果同志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棵大树，浦东这个分枝上也结了好多果实，其中的“软成果”就是浦东开发者们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跨国合作、转变政府职能、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那些思路和经验。浦东的社会开发是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浦东要乘着高速列车向前进，浦东管委会要帮助大家上车，首先要帮助他们逐步转变观念。当时我们提出了以各功能开发区主动带动周围乡镇的“列车工程”。一是做好被开发区本地人员的工作安排；二是对当地的乡镇企业给予扶持，或在技术上进行辅导，或将部分引进来的外资介绍给他们。各大开发公司要发挥“火车头”作用，带动周边乡镇一起发展。此外，浦东的开发除了浦东内部联动外，还要与浦西联动，与长江三角洲联动。浦东跟其他区县一样，属同一个中枢神经系统、同一个血液循环系统，也就是同在市委领导下，是整个上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境外投资者若嫌浦东地价或劳动成本较高时，我们会告诉他们，可以考虑到附近的昆山、苏州等地去投资。这就是说，在开发中坚持打“上海牌”“长”“中华牌”，乃至“世界牌”。

　　“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当时任浦东新区宣传部部长的邵煜栋曾将这句话写成美术字贴在机关食堂进门的地方，浦东管委会上下人人皆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在浦东开发中谋求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上海的重要位置。

　　国家对话可以分为对话和经济对话。对话是通过首都进行的，而经济对话主要是通过几个最大的经济城市进行的。在中国，能够进行国际经济对话的城市有两个：一个是香港，它已经能成熟地进行国际经济对话；另一个是上海，它还只是国际经济对话的首选后备城市，所以要通过浦东开发来振兴上海，使上海先成为亚洲的区域经济中心之一，再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所以，要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我们就不能只吸收世界的资金和技术，还要吸收世界的智慧。我曾对基辛格说，上海不仅要面向长江流域、面向全国，更要转过身去面向太平洋，我们要吃太平洋的“鲨鱼”，才有足够的营养。

　　习同志指出：上海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有“新作为”。在这方面，浦东可以为之贡献鉴往知来的宝贵经验价值。在浦东创业者的眼里，一流的开发与一流的党建是密不可分的。浦东开发一直伴随着重大工程的建设，这就需要着力构建重大工程建设的组织和人才保障体系，而一流的党建工作则是这一保障体系的思想和基石。

　　1997年年底，浦东新区成立了重大工程项目办公室，随之组建浦东新区重大工程项目办公室党支部，赋予其建设总指挥部临时党委的职能。我们强化了重大工程项目党建工作，提出“支部建在工地”，逐步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形成“重大工程建设到哪里、党组织就延伸到哪里”的格局。我们还提出“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1993年，香港无线电视的几个英国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当浦东开发成功的那一天，你们的贪腐会不会也走向顶峰？”我说，“当你看到浦东开发的辉煌之日，同时会看到一个廉洁的浦东”。浦东新区设立了“三条高压线”：领导干部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干预项目招投标；不准因为动拆迁等私事为人打招呼。我们还率先在全国建立土地资产交易中心、土地资源储备中心，对经营性土地实行公开招标、拍卖，从制度上杜绝权力寻租和暗箱操作。在对外招商的宣传手册上，我们印上了这样的话：在浦东办事，无需请客送礼。

　　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就是国家支持下创新的结果。本质上，改革是创新，开放也是创新，三者同出而异名。创新的基因从一开始就注入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土壤，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也成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主旋律。

　　黄奇帆：浦东开发开放拉开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回忆起当年在浦东的日日夜夜，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在战略、政策、资本运作、规划、体制等五个方面的改革创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新观念、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浦东真正的吸引力核心是改革、开放、创新；上海能够发挥领头羊作用，也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创新精神。回首当年浦东开发，创新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开放带来的，开放倒逼体制机制创新；二是问题导向引领的，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回避、不退让，创新突围、创新突破，在解决困难过程中实现创新。在开发开放过程中，按照中央给我们的政策，浦东搞了很多的全国第一：第一家外资银行是创新、第一家外资保险、第一家外资百货、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打破计划经济的樊笼，走出了一条创新的路子。

　　2017年3月5日，习同志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希望上海的同志们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面从严治党等四个方面有“新作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上海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速对外开放。2016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超过1300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齐全的城市之一；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第一，空港旅客吞吐量2016年首次突破1亿人次；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580家……对浦东而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创新也依然只有进行时。改革没有止境，浦东的创新精神需要在时代的大潮里不断升华和拓展。浦东的开发开放之路昭示着改革开放创新必然引领中国前行的方向，而这也将使中国大地涌现出更多创新开放的热土，永远朝气蓬勃、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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