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机构制度及其背后的伦理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国企设计院和中国设计市场从低端循环走向高级原创循环的路径和前景。

　　关于设计院的重要性，笔者有过一些论述。①[1]192-207[2-3]笔者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围绕设计院聚集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建筑设计主体，包括国外创意建筑师、国内个体工作室建筑师、民营设计公司设计人等；设计院因此成为中国建筑设计生产的一个核心环节和核心基地，值得关注和研究。笔者的另一个基本论点是，设计院客观上继承了中国传统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即国家政府在文化、社会、技术领域所扮演的全面的领导角色；设计院由此具有开拓新的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工作方式和设计伦理的潜力，在探索东方或中国独特现代性的道路上，应该有所贡献，至少应该引起建筑理论界的重视和研讨。本文记录了笔者最近的一些思考，它们为笔者的既有观点、尤其是关于东方传统问题的看法，带来了新的补充和挑战。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设计院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改制转轨以及整个设计市场的制度建设过程，会发现一个有趣而奇特的现象，即在“市场”机制被大规模引入的同时，“国家”角色并没有后退，反而变得更加强大。在“抓大放小”原则指导下，许多设计院改制成了民营企业，但是一些大型设计院依然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控股，成为巨型的国有设计单位。全国设计市场规则的建立（招投标规则、设计市场准入标准、设计单位资质的考评制度等）、全国建筑师资格考试制度的确立，也见证了国家角色的重新确立。国家政府对于设计市场的管理，还表现在其他重要方面，如规划实践中的国家主导、土地资源和土地所有权的国家主导等，这都是国家领导权的基本存在形式。如果我们把本文讨论的范围限制在设计生产领域，国家主导的存在依然是最基本的事实，其主要表现，应该就是国企和央企设计院在中国设计生产领域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笔者曾经提出，国家设计院的工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客观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许多方面。但是有必要指出，传统包括方方面面，未必全部都是优秀的。正如所言，对于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国企或央企设计院，基本上是“国家设计人”，或者说是“国家设计人”的一个重要类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它们基本上是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中的国家设计人。在改革开放的多年探索中，设计院确实吸取了市场经济和西方建筑市场的一些有益做法，比如建立“名人工作室”，这一举措突出了个体设计师的价值、设计理念的价值和开放市场的价值。但是“名人工作室”模式只为有限的几家设计院带来了明显的突破。总体而言，设计院依然和其他设计组织，尤其是强调设计创意的国内工作室和国外事务所明显不同。从整体上看，国家设计院的技术力量强劲、编制规模宏大、组织结构完备，可以应对各种建筑类型的设计；但是，在设计理念、设计叙述、设计原创方面，在学术性、学术批评性和文化艺术思想的活跃氛围方面，如果和国内外以创意设计为主导的建筑师组织相比，则基本上依然处于“设计产业链”的中低端。从设计市场的整体看，设计院的这种角色状态星空体育官网，或许不成问题，因为从全国设计市场整体来说，需要大量的设计人和设计组织提供基本的设计、普通的设计十大设计公司排名、中等水平的设计，以及创意方案的协助设计；但是，如果设计院希望在设计产业链上升级提高，如果设计院希望积极参与设计领域的艺术学术话语、参与世界各领域的“符号帝国”里的竞争并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对于设计院的批评性考察就是十分必要的。

　　设计院基本的组织运行逻辑，如它的母体——前苏联和受之影响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体制那样，是以大规模的集体主义方式，用比较低廉的成本，在互相合作和高度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创造出可观的劳动成果和生产价值，并能够在新中国的困难时期，迅速达到一定的建设成就。今天，绝大多数设计院依然延续着这样的内在逻辑，在廉价和量产的循环中发展前进。这种组织运行逻辑的一种呈现状态是对于个体价值、个体权利、技术分工、部门的独立、权责的界定、距离的保持、界限的划分等属于“自由主义”范畴价值观的轻视；另一种呈现状态是对技术研发、学术讨论、艺术熏染等投资的短视，一切从具体的经济效益出发，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长远的修养投资的意义。在资源共享、界限模糊、集体合作、统一调度、廉价低端的循环模式中，内部人员可能做出巨大牺牲，优秀设计思想可能得不到发挥，设计院从整体上也难以进入“高级”的逻辑循环，即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尊重独立个体的工作模式。

　　设计院的这种模式具有廉价、共享、合作、权限不清、牺牲个体部分利益等特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在设计市场上，国家设计人和国家业主，很容易“强强合作”，挤压社会、民营和个体工作室设计人。挂靠在事业单位的国家设计院，尤其是大学的建筑设计院，也会出现强者或单位获得高价值回报、牺牲弱势劳力个体和群体、浪费或占用公共资源等现象。大学的设计院，在廉价投入、资源共享、界限模糊的工作模式下，充分运用了大学的低廉的空间物质资源、学术科研资源和学生人力资源，在对外竞争中，常常占据有利地位。但是“产学研”的协同合作，有时让并不了解学术研究的设计院大师去承担博士生导师的职责；又让历史理论批评领域的博士生参加设计院的实际工程项目，并希望在工程实践中以此为基础写出学术论文。生产实践、方案创作、理论批评的距离和界限，在此完全混淆，既耽误、贬损了学术的独立批评性，对于设计创作本身似乎也无法持续起到结构性的提高作用。其中，单位获取经济效益，学生获得实际工作经验，是不可否认的成效，但也需要提出存在的问题。在繁忙的低端循环中，弱势劳力和公共资源没有得到足够保护；从技术和学术上看，也没有出现优秀的设计原创和理论论述，学生们也在忙乱中草草结束了所谓的学术论文。

　　上述情况既有资源、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伦理问题；也有技术分工、领域分辨、思想分途的逻辑问题；更涉及个体价值、自由意志、批评精神、思想解放、学术和艺术的高端原创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内在必然关系的哲学问题。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国家和国家设计人以及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在集体主义逻辑下的膨胀，这种膨胀所带来的对界限的无视和侵越，以及这种侵越所带来的牺牲和对设计及学术发展的阻碍。

　　设计院到底是前苏联影响下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国家制度的产物，还是更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应该说，两者都是，但后者的影响更深刻、更重要。在设计院的长期演化和改革开放的改制转轨过程中，后者成为更主要、更有生命力的元素和基础。

　　传统中国，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的理念引导下，国家政府是伦理道德的宇宙秩序中必要的和必然的一环；国家政府于是就具有了很高的伦理道德内涵并扮演着伦理道德角色。在此体系中，国家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也往往是全面的领导者，引领着思想、文化、社会、技术（包括土建营造）、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在现代人的目光审视下，这样的传统既有问题，也有优势。人口密集、资源逐渐贫乏的大国，在强有力的政府的统一管理下，互相帮助又互相制约的个体没有太多独立自由空间的社会关系，有利于整体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一种更加强调家族、团体装修设计费用一览表、人伦关系，更加内向、勤劳、谦卑的世界观，一种更加注重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应运而生。在今天的东亚地区，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这种东方传统仍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但是，这一传统的另一面，则表现为国家政府的强势管理和压迫、对个体价值的限制、独立思考和自由意志的缺失或迟到，等等。

　　与上述文化传统几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体系，是近代西方的伦理逻辑。关于它的最早的具体讨论，见于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1689年）（图1，图2）。洛克认为，国家为保护独立自由的个体及其财产而存在；国家政府是一个契约；国家政府存在隐患，必须予以制约、予以分散和分权，以限制它的膨胀和压迫。[1]43，225-226，235[4]此后西方的哲学的论述，基本都是沿此思路，把国家看成是功能性的存在，也是进步和追求自由的市民社会的潜在阻碍和问题；在对国家政府的理解上，它和中国“家国天下”的伦理几乎完全不同。这样的体系，同样也是既有优势又有问题。它强调了个体价值和个体自由，强调了国家对于个体的保护，由此构成开放的市场经济、分权的国家体系和自由的思想文化领域；在这样的自由主义体系中，学术探索、技术研发、艺术创新等多方面，一直有所突破，并稳居世界前列②[5]。但是这样的体系，在其近代的发展中，受人口分布、资源配比的影响产生了一些问题：西方国家人口相对稀少，欧洲土地资源丰富，加上对欧洲以外广大殖民地的夺取和开发，产生了高消费、高科技、注重个体价值的“昂贵”的经济体系，导致了全球资源在西方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少数）的聚集；在西方社会的内部，所谓的法律平等，也是资本基础上的“平等”；所谓的个体独立，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价值观的失落和人伦集体意识的缺失。

　　图2：约翰·洛克（1632—1704年）肖像，戈弗雷·克奈勒爵士绘于1697年，布面油画，76 cm×64 cm，英国

　　上述两种伦理体系有本质的差别，从理论上讲，很难断定两者的“优劣”（也许“优劣”本就不是理论讨论中应该使用的词汇）。但是，作为中国人乃至东亚人，在面对应该如何推进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国家社会体系的问题时，我们的思考是有实用主义压力的。理论探讨是长久而持续的，而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行动，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著名学者杜维明有许多关于东亚新儒家独特现代化道路的论述（图3）。③[1]160，181，224，235[6]1-10，343-349他认为，东亚的儒家文化，包括国家政府的道德领导角色、国家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引领作用，以及背后的谦卑、勤奋、自律、合作的人生观、道德观，在东亚已经构成了一种和西方强调个体、自由、消费、重权利不重义务的体系不一样的新的现代化体系。杜维明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做出这样的判断的。他的参考对象是日本和周边的“亚洲四小龙”，而日本和其他几个经济体（韩国、中国、新加坡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或基本接近了西方近现代的经济体系，即洛克所言的体系。换言之，杜维明认为，在吸收与融合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体系之后，儒家的文化传统会在此基础上焕发出独特的文化光芒。这里的先后关系不能混淆。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引来了学者的关注，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奇奥法尼·阿里奇（Giovanni Arrighi）。他在《亚当· 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Adam Smith in Beijing：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7年）（图4）一书中提出，亚当·斯密所追求的，恰恰是中国传统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把管理放在首位，管理优先于市场经济，而非西方资本主义那样是市场经济优先于国家政府[7]。阿里奇认为，市场经济优先国家政府的道路，以西方的高耗能、高科技、个人主义为基础，而中国乃至东亚所走出的国家政府优先于市场经济的道路，则以低耗能、低资源、社会集体生产为基础；对于未来全球发展而言，后一传统因其更符合生态自然观和生态发展观而更有意义。他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在吸收了西方的技术和经济体系之后，结合了东亚集体合作逻辑和西方个体自由逻辑，回归东亚的传统，将会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做出启示和重要贡献。他的理论是注重东亚以及中国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走这样一条道路。但是，他的论述也还是认为，在两个逻辑互相结合之后，东亚的发展道路方会有所贡献。这里也有一个先后关系，不可混淆。

　　细读杜维明和阿里奇的论述，我们发现，两者所推崇的东方道路，都以吸收西方近现代经济体系为前提。如果我们确实应当吸收西方近现代的体系，那么洛克的《政府论》或者其中的一些概念，就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学习和探讨。而其中关于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肯定个体和制约国家的论述，或许有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困境，比如技术创新和思想自由的关系问题，比如国家设计人的角色问题和设计院如何进入高端循环的问题，等等。

　　今天，我们也许已经踏入了一个巨大、深刻的动荡期，其意义应该是重大的。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也远远超出了建筑设计生产的范围，也许已经过于宏大而变得无边无际。但是大问题和小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大问题都是物的、微观的、现实日常问题的前提和结果；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在物的微观的领域里直接参与了大问题的演绎和变迁。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在建筑设计领域，在设计院的内外，如果我们执意要推动设计产业的升级，推动它走向更高端的逻辑循环，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和认真处理劳力和资源分配的伦理问题，技术、角色、工种、部门的合理区分的逻辑问题，以及个体价值、自由思想、设计创新、批评精神等内在互动的核心问题。我们应当自觉限制国家设计人（及其各种强势的代理形式）的膨胀，避免膨胀导致对界限的侵越、侵越导致弱势劳力个体和群体的牺牲并对技术与艺术创新造成阻碍。大集体的逻辑，应该逐渐演化到个体自由的逻辑，或者是趋向后者的两者的结合。或许，我们应当强调和推动的，是设计院外部市场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内部的小型化、市场化，并由此建立一种有界限的、有距离的、注重和保护个体或小型设计主体的开放的设计生产领域。如果大家理解了创新和制度的内在关系，或许我们就掌握了走向世界高端设计文化的钥匙和路径。

　　① 参见：朱剑飞的《中国设计院宣言》《一种设计实践形式的独特意义》，两篇文章发表于：朱剑飞.形式与：建筑研究的一种方法，二十年工作回顾（1994—2014）[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192-201，202-207.第一篇的文字和图片参加了2013年的上海西岸双年展，也出版于：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组委会，编.进程：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建筑分册）[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112-113.两篇也同时出版于：朱剑飞.设计院：一种设计实践形式的独特意义[J].华建筑，2015（1）：136-139.

　　[1] 朱剑飞.形式与：建筑研究的一种方法，二十年工作回顾（1994—2014）[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

　　[2] 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组委会，编.进程：西岸2013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建筑分册）[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112-113.

　　[3] 朱剑飞.设计院：一种设计实践形式的独特意义[J].华建筑，2015（1）：134-137.

　　本文精选于《时代建筑》2018年第5期 建筑设计作为现代组织，朱剑飞《关于设计院的再思考：设计创新和制度伦理》，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朱剑飞，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客座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客座教授，墨尔本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副教授

　　本文精选于《时代建筑》2018年第5期 建筑设计作为现代组织，朱剑飞《关于设计院的再思考：设计创新和制度伦理》，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朱剑飞，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客座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客座教授，墨尔本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副教授